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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那天开始，我第一次以自己的眼睛认识他。
我开始知道他小时候和我一样怕黑，他也曾和母亲撒娇只为能多吃一点羊羹，他同样喜欢和二哥去小溪里捉鱼；我有时候会忍不住想，到底是我像他，还是他像我。翻阅那些从前不被允许触碰的信件时，我又知道了他会吹口琴，有一个会弹钢琴的战友。袋子里的小木雕是他朋友送的生日礼物，他还说以后有机会的话，要表演给我们听。
或许他也知道自己失约了吧。于是后来，他又在最后一封信上说，春天到来的时候，就去以前他们常去的那棵树下野餐，他会在那里等待。多么美好的诺言，可是我知道这依旧永远也不可能兑现，因为那棵树早些年的时候就被砍去了。战场物资紧缺，听说冬天还冻死了很多士兵，因而有段时间到处都是来砍树的人，他们坐着我从没见过的巨大的车来，用轰鸣的锯子折断大树，又把它们捆在一起，一车一车地拉走，用来造纸、造船，剩下的边角料则制成木炭，供暖。自那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到那里去过。曾经用来装食物的篮子也早已挪作他用，什么都装，因而灰扑扑脏兮兮的；前阵子泡水烂了，父亲修了几次没修好，便将它扔了。
我偶尔会去那看看，总是期待着什么，也总是在失望。我安慰自己：如果那棵树真的和哥哥感情很深的话，它或许也会高兴自己能去为他帮忙的。可无论怎样说，我们也确确实实地又失去了他的一部分——甚至于他的这部分要投身更加滚烫的烈火，连灰烬也不能留下。如果没有这场战争，我们是不会失去他的，也不会失去这棵树，不用挪出那些勉强维持生计的钱办葬礼，更不用强忍着那种难以下咽的悲伤穿上纯黑色的衣服。我们失去了他，可是不仅仅失去了他。
父亲越来越习惯在院子里盯着院子门口发呆。天空有时下起小雨，有时阳光和煦；他可能正在劈柴、或是铺开母亲新渍好的梅子好把它们晒成干。我每次捏饭团时都能瞧见他的背影，苍老、瘦削，被巨大的沉默压得弯下去。这样的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很少见的。我于是开始把盛着米饭的木盆端出去，在他身边坐下。起初，他只会在我到来时，如梦初醒一样对我笑一笑，然后继续低下头去做他未完成的活计，不说什么，也并不赶我。我总是捏完饭团就走，经过客厅时照例把捏得最漂亮的那个放在台子上的碟子里。后来，他慢慢开始同我说话了，但也只是自言自语一样吐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句。
有一天，他好像终于鼓起了勇气似的，问，修治……会不会恨我？
我沉默地继续捏着饭团。他在问谁呢？哥哥？我？还是父亲自己？
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。
他依旧是自顾自地，把轮椅慢慢从木桩边推开一点，又一次远远地望向了院子的门口。我看着那个早已经破旧不堪的轮椅，知道父亲对于这个轮椅有着难以说清的情感。如果没有它，早些年我们一大家子人或许已经要吃不上饭了；但也就是因为它，才会让当时年仅十七岁的哥哥替他上战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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